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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事实上，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第二个“典型化事实”是我国经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收敛性”现象。虽然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及了各种收敛性，在此处我们还要对其进行深入论述。 由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和平时期各个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各种技术、资本和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发生，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从贫穷到富裕的发展奇迹。 对于这种现象，研究经济增长机理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各种“收敛性”假说，用于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一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加速和经济赶超现象。 由于研究的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个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事实上，体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中的第二个“典型化事实”是我国经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各种“收敛性”现象。虽然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及了各种收敛性，在此处我们还要对其进行深入论述。
由于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和平时期各个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各种技术、资本和贸易等经济活动的发生，导致很多国家出现了从贫穷到富裕的发展奇迹。
对于这种现象，研究经济增长机理和经济发展路径的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各种“收敛性”假说，用于解释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一些落后国家的经济加速和经济赶超现象。
由于研究的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市场条件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经济增长收敛性的描述方式也各不相同。
首先，在初始经济的第一轮“大波动”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此时高增速和高波动彼此促进，产生了明显的“共振效应”。
此时改革开发初期形成的外部拉动、市场化、技术引进和外资涌入等带来的经济活力、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以及各种要素早期的边际收益递增等，共同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了一轮高速赶超的“绝对收敛”过程。
这个时期经济快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双重因素驱动，开始虽然出现过给暂时的“供给短边”现象，但随后就被巨大的供给能力释放给打破了，这种总供给和总需求双重驱动的经济方式实际上是均衡增长和高速增长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个大国经济起飞阶段形成的特有现象。
“绝对收敛”过程的特点是：经济增长在快速增长过程波动性显著，但是增速降低幅度远不及增速上升幅度，导致经济增速的“均值水平”不断抬高，使得这个时期的增长率回归曲线具有正的斜率水平，体现出增长型经济波动的基本特征。
但是，“大波动”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落差极大，体现出“绝对收敛”过程的仓促调整和屡次“试错”现象，这是在经济发展规律探索阶段和经济起飞阶段不可避免的。
随后，我国经济进入了第一轮“大缓和”期间，在这个“大缓和”期间，我国各种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制度逐步完善，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得到逐步释放，借鉴、学习和引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性”假说所需要的基本条件都得到满足。
虽然这个时期经济进入了总需求约束阶段，但是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还是资源配置效率，都到了一个很高的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欣喜地探讨经济如何能够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的发展新阶段。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直线斜率要高于“大波动”阶段，表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市场、制度、资源、技术效益持续释放，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地处于较高增长水平上。
这种上扬的经济增长率加速态势，不仅深化了我国增长型经济周期的形成，而且形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再次，由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第一轮“大缓和”态势被打破，由此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进入了第二轮经济“大波动”阶段。
这轮“大波动”其实名不符实，只是波动率对“大缓和”稍高一点而已，但是整个经济波动方式和影响与第一轮“大波动”截然不同。
在这个期间，虽然经济波动率出现了轻微上升趋势，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这个阶段处于“条件收敛性”和“集团收敛性”的混合阶段，经济增长提速和减速因素并存，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打破了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原有的趋势，导致这个期间的增长率回归直线出现负的斜率，表示经济增长开始减速。
我国原有的增长型经济周期态势也被打破，我国也随之开始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宏观经济调控，相继实施了以“四万亿”投资为代表的积极政策。
最后，我国经济于2012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经济“大缓和”，这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转变时点相吻合。
随着此轮“大缓和”的逐步和深入展开，当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趋势得以稳定和巩固的时候，我国经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体现在经济收敛和经济追赶方式上，我国已经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约束，开始步入了世界中高收入的集团行列，并且将继续稳固在该集团中的地位，并且继续向中列位置迈进。
此轮“大缓和”导致经济增速曲线呈现明显下滑趋势，此时波动产生了向下震荡，经济下行和收缩概率大于经济上行和经济扩张概率，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
由此可见，我们这里归纳和发现的“典型化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分阶段的“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集团收敛”，并且这些收敛性与经济“大波动”和“大缓和”态势密切相关。
在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大缓和”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将以“集团收敛性”为主，这就意味着制定和实施一些“一带一路”倡议、签署RECP协议等，都是发挥“集团收敛”作用的重要举措。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还要对“集团收敛”的可能路径进行分析和预判。存在两条具有经济收敛属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一条是“中高收入集团”的平均增长率路径，一条是“中低收入集团”的平均增长率路径，如果加入了这两个经济集团，那么经济增长率就会按照虚线表示的收敛路径向该集团的人均收敛路径收敛。
门限值表示能够加入相应收敛集团的初始人均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高于“门限值”，就会向所在集团人均收入水平收敛。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如果初始人均收入水平高于门限值，但是低于收敛集团的平均收入水平，那么集团收敛性带来的初始增速较高，开始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方式是增长型周期，但是随后经济增速就会出现平滑和平缓，出现了经济增速的放缓。
正是这样的收敛方式，不仅导致了“集团收敛”过程中容易出现经济“大缓和”，而且这种态势预示着接近中高收入的过程还是一个较缓慢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还需要延长经济周期的长波轨迹，需要一轮完整的经济长波才行。
第三个出现在我国快速稳定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典型化事实”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形态的增长型特征和长波化趋势，这是我国经济增长动态机制所具体的独特属性和重要优势所在。
显然，如果要实现一轮经济增长长波过程，那么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必须实现连续多个短经济周期相互结合和接续，各个经济周期之间在驱动因素形成和宏观调控上彼此协调。
经济发展的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彼此互动，导致整个经济增长过程具有目标一致性和路径最优性；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具有向固定目标和稳态水平的长期“收敛性”，并具备实现这些“收敛性”的创新、市场、制度和资源等条件。
同时，还需要具有强大的抵御各种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因素干扰的风险管理能力。长型经济周期特征。
在早期经济周期研究中，有学者曾经指出，经济周期包含“周期内”(即短期波动)趋势和周期外趋势(即长期趋势)。
在古典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交替比较频繁，且波动幅度基本类似，不会出现震动上升的趋势特征。
与此不同，增长型经济周期的扩张期和紧缩期之间交替缓慢，上升期增长幅度大于收缩期的下降幅度，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以及扩散性，使得各个阶段之间存在显著的累积和交互效应，经济扩张和收缩之间交替且不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随着人们对增长型周期认识的不断深入，相关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刻画增长型周期，而是开始更加关注增长型周期运行的一些固有特征和本质规律。
其中，有几条典型的形态规律已基本形成了共识：第一，增长型经济周期的波峰通常先于传统经济周期出现，这主要是因为在增长型周期中，潜在产出通常保持上升态势，这会使对经济复苏产生较强的“牵拉效应”。
因此会体现出更快的复苏效率，即经济周期呈现出短扩张和长收缩形态。
第二，增长型周期的复苏阶段，经济政策刺激通常会更为有效，体现出较强的逆周期调控特征，而当经济回归正常增长态势后，经济政策通常将会由积极转回为稳健中性，此时经济政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也应随之减弱。
第三，增长型周期通常具有更低的波动率和更长的持续时间，一般而言，在增长型周期中，经济运行态势相对较好，从而有利于经济周期期限结构拉伸和经济波动率下降。
